河南林州洪谷“取經唐僧”碑

唐僧取經是家喻戶曉的故事。而林州洪谷也有記載唐代一位取經高僧事跡的碑，它便是1963年被省人民委員會核準，公布為第一批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《三尊真容像支提龕銘》碑。

洪谷山原有五處省保、兩處市保文物，后又有兩項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厚重的歷史文物，如此集中出現在這深澗幽谷中，堪稱罕見。難怪《大河報》記者盛夏說洪谷山是“腹有詩書，懷璧握玉”的地方。

此碑無帽無座，通高1.84米，寬0.95米，厚0.2米，半圓首，刻有行書20行，每行48字?？塘⒂谔崎_元十九年（731年）九月二十五日。因為碑在崖下，保護較好，字跡無漫漶，唯石質崩泐，損去60余字。碑文書法工整雋秀，“書體樸拙”而“鐫刻甚精”， 民國《重修林縣志》稱其為“林縣碑刻第一”。

圓形碑首中鑿尖桃狀背光龕，內刻所謂三尊真容像為“華嚴三圣”，即釋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賢二菩薩（面部皆殘）。造像主尊為釋迦牟尼佛，蓮瓣形項光，著交領式袈裟，內著僧袛支（類如襯衣），隆胸細腰，結跏趺坐（盤腿坐）于束腰仰蓮須彌座上，右手上舉，左手下垂撫膝。二菩薩頭戴花冠，有圓形頭光，頸戴桃形項飾，下系長裙裹腿，膝下衣紋呈U形排列，有“曹衣出水”之韻，帔帛繞肩沿身側下垂，跣足（赤足）立于有梗蓮蓬上。佛身右側為文殊菩薩，左手屈肘上舉執瑞草，右手下垂提帛帶；左側普賢菩薩左手下垂握帛帶，右手屈肘上舉一蓮蕾。

碑身前后分別鐫刻兩篇文字，前一篇是《三尊真容像支提龕銘》，記載了兩位遺法弟子“竭公輸（魯班）之妙”，在“斜連麓岫，俯瞰幽溪”的山水間“運用奇功，窮匠作之神”，“依巖起塔，雕龕鏤室”“式建支提”，留下了“仙巖圣跡”。后一篇《述二大德道行記》，記述了兩位高僧的經歷，極富史料價值。

碑文記載的高僧義泓，字玄濟，鄴城人（今河北臨漳縣），俗姓張。被譽為“唐代洪谷第一高僧”。公元684年落發于洪谷寺，他的智慧和行為都很美好，對佛經妙旨理解深刻，且好行善事。他曾奉敕于二京（長安和洛陽）參加譯場，參加了著名佛經翻譯家義凈（古代四大翻譯家之一）在洛陽大福先寺主持翻譯的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二十卷，還參加了義凈在長安西明寺主持翻譯的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十卷等，參與譯經共三百余卷，主要擔當“詮辭證義，筆授綴文”，即解釋詞句證明道理，修飾譯經的文詞。有了這種資歷，他后來“百座講說，頻登勝席，學海宏深，名播二京”，估計轟動效應像易中天上了百家講壇。人們尊稱為“東魏大乘弘”（東魏是說東方魏郡人，不是指由北魏分裂出來的那個“東魏國”）。

在公元710年左右，他奉命去西域乾陀羅國（今巴基斯坦西部拉瓦爾品第至白沙瓦地區）迎請經文，將佛的真容畫像20鋪（張）、舍利千余粒、三藏梵本二部請到京城。后來，他又遵從武則天指示，再赴西域“王城”（天竺摩揭陀國古城，在今印度比哈爾幫底賴雅附近），“力窮異域，往來四載”，途經一萬八千里取經弘法。他一生供奉武則天和唐中宗二朝，前后長達十三年，被賜法衣、道具多種。

約在開元六年（718年），義泓請求歸山。以其對佛學的傳播與貢獻，事跡為什么卻未收入《高僧傳》內？究其原因，很可能是當時武則天已經去政，女皇原來寵信的人，到唐玄宗時受到排斥。義泓是不得已返回洪谷寺的，因此碑文稱他“屈為洪谷寺主”。歸山后，他整頓清理釋教門徒，審查鑒定僧徒應當遵守的法紀，并推行僧伽“六和”原則（戒和、見和、利和、身和、口和、意和）。義泓還曾駐錫多所寺院，大約卒于開元末年。

另一位法師乾壽比義泓小，也當過洪谷寺住持，字崇詮，俗姓李，也是鄴城人。20歲時出家為僧，后來在洪谷寺充任教授法師，之后主持寺務，綱紀寺眾，率僧眾修復山間小路，在川原干涸地區“疏泉汲引”，依山造宇，立堂講義，濟救貧民。

乾壽又是個孝僧，“內懷至孝，無忝所親，生事愛敬，死事哀戚，是謂孝道畢矣”。因此，此碑是佛教提倡孝親較早的實物見證。

唐代是我國文學藝術最繁榮的時代，碑版石刻，也同樣是最繁榮的時代。石刻文字的主體是碑，一座唐碑，本身已成為一件雄偉的石雕藝術品。唐人講究書法，以寫字著名的人很多，他們都寫過不少碑文。唐碑上都刻有撰文和書丹人名，這是漢碑所沒有的。這些書法大家的字跡，一向受人珍護，可惜這許多石刻名跡，至今存者無多。林州《三尊真容像支提龕銘》碑文，就是唐代書法家蔡景所撰，蔡景是佛教弟子，陳留郡人（今開封南）。

唐代碑刻，具備了各種書體，但書法的正宗還是正楷書。從魏晉南北朝以來，漢隸逐漸演變成楷書，楷書的字形結構，統一于唐代，所以在書法史上有秦篆、漢隸、唐楷之稱。這是中國文字書法演變的三個重要階段，從初唐幾位書法名家的字跡上，還可以看出各人筆法的淵源。褚遂良的《伊闕三龕記》和包文該的《兗公頌》，是被康有為認為繼承北魏隸楷的唐楷，而虞世南、歐陽詢等人的筆法卻來自南朝。其區別在于筆勢的剛柔，波磔的方圓。盛唐以后這種區別日漸融合，于是書家取徑于筆畫結構的肥瘦。顏真卿、蘇靈芝愈寫愈肥，柳公權用顏真卿的筆法而減縮其肥碩。薛稷和薛曜兄弟的瘦勁，演變而成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。這樣，在統一的唐楷之中，每位書法家仍然有各自的風格。

唐人碑刻觀念的深化，促進了樹碑之風的盛行，唐代碑刻因此興旺發展，走向制度化、完備化。唐代碑體高大莊嚴，造型精美,碑志書法多樣，碑文內容也以頌美銘功為要，其碑刻文化呈現華美大氣的審美風尚和時代精神。

唐代近三百年間，豐碑巨碣等石刻無止千萬，今所知僅墓志有兩千余種。至于造像、刻經不可勝數，這里特別提出的是，唐代的碑志，明清時期出土很多，尤其近代出土的數量更為可觀，這對考察和研究唐代的書法衍變，尤其是研究唐代歷史、宗教，確實是一座極其豐富的藝術寶庫。